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研究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和引领性意义。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其中，方法创新为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提供了具体的路径支撑。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迅猛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工具和研究手段，带来了研究方法范式的深刻转型。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是顺应变革趋势、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
1.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意义重大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次知识和思想体系的深刻变革，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更新迭代。方法创新既涉及方法论的变革，也关乎知识体系层面的整体革新，本质是一种认知方式变革。但长期以来，不少人将方法创新简单等同于技术手段和研究工具的革新，轻视方法创新带来的知识结构的重构。特别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情境、研究方法、研究边界等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复杂性、关联性和不确定性的现实问题显著增多，这也使得知识和理论创新越来越需要在各种方法的支撑基础上揭示人类交往的深层联结，思考由此带来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深层变革。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是书斋里的抽象思辨，而是要面向治理需求、解决现实问题、服务决策实践。特别是当前，破解国家治理难题，单纯依靠经验归纳、定性思辨的研究方法已难以揭示难题背后的复杂机制。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关键不在于简单增加几种新技术、新工具，而在于推动研究者更深层地认识人类交往中各类复杂事件的隐性关联。结合先进技术推进方法创新，能够将模糊问题清晰化、复杂现象结构化、动态过程可视化，从而更精准地识别问题表征、揭示发生机理、明确演化路径、寻找应对之策。只有实现这样的方法论突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更好揭示和解决复杂治理问题，更加精准地服务国家治理实践。
方法创新不仅是学术研究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党的创新理论的发展和研究阐释。从历史上看，党的创新理论始终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在回答中国问题、归纳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党治国理政面临的环境更趋复杂，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艰巨，党的创新理论所要回应的问题也更加多样，这实际上对研究方法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里，所需要的是能够适应新时代中国实践的方法论更新，要求更深刻地把握实践规律，提升对新现象、新问题、新规律的识别和解释能力。当下，一些前沿技术提供了模拟仿真、沙盘推演和增强现实等多种研究方法，系统运用这些新技术，能够更准确识别新现象、深入分析新问题、系统总结新经验，从而为党的创新理论发展和研究阐释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和知识供给。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研究方法的支撑。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上存在依赖西方的问题，并由此衍生出理论预设不合理、问题意识不匹配、经验材料被剪裁等现象。归根结底，这不仅是具体技术方法选择的问题，更是方法论层面主体性不足的问题。推进研究方法创新，关键在于立足中国实践，把中国实践中的经验转化为理论知识，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命题。特别是在数智时代背景下，通过方法创新，还能够拓展分析对象和研究资料，推动有组织科研，实现知识生产范式的变革，这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至关重要。
2.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需要坚持的原则
坚持守正创新，把牢方法创新的正确方向。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首先要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加快推进研究方法创新，看似是技术和路径问题，实则关系研究立场、研究方向和价值取向。“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准确理解“两个结合”的时代意义和科学内涵，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无论怎样创新，都不能脱离中国实践、中国传统以及人民立场。“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就要顺应知识生产方式深刻变革的新趋势，提升研究的科学化和精细化程度，保证方法为理论创新所用、为实践发展服务。只有坚持“守正”与“创新”的统一，才能确保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坚持需求导向，锚定方法创新的现实坐标。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不能盲目地就“技术”谈“技术”、为“创新”而“创新”。研究方法创新，不能脱离现实场景、陷入概念翻新和技术叠加的陷阱。各种“唯数据论”“唯模型论”“唯工具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方法创新。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嵌入具体应用场景，越来越面向复杂现实问题，这决定了方法创新必须坚持需求导向，建立在真实问题、真实场景之上，致力于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例如，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公共安全等领域会出现一些新的难题，需要有效识别和解决。对此，要通过方法创新，结合技术发展的多样性可能性来揭示问题、分析原因、梳理机制，从而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
坚持融会贯通，拓展方法创新的资源边界。数智时代，加快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不能封闭地谈方法，也不能局限于单一学科、单一传统和单一知识来源，而要坚持学科交叉和中外融通，推动多种方法资源的有机整合。一方面，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数据科学、信息科学、认知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交叉融合，在复杂问题研究中形成更加综合的方法体系。另一方面，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既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我们党的长期实践中汲取宝贵方法资源，也注重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在实证分析、实验研究、因果识别等方面形成的有益方法成果。当然，方法的交叉融合不是机械叠加、简单拼接，而是要立足中国实践、中国问题和中国场景，对不同方法资源进行选择性吸收、创造性整合，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方法创新体系。
3.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具体路径
强化场景应用导向，构建开放协同的方法创新体系。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应在具体应用场景前提下，推动方法创新与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相结合，让分散的学科和研究资源更加集中协同。以问题为导向，坚持从场景出发识别方法需求，推动不同学科共同凝练重大科学问题，共同开展研究设计、组织证据获取，探索更加科学的方法组合和研究路径；以数据开放为抓手，推动各种大数据与小数据的共建共享，打通数据壁垒，为方法创新提供稳定、丰富的数据基础；以机制协同为保障，完善跨学科团队合作模式，推动多学科研究力量从临时合作走向稳定协同，促进方法创新从个体探索走向团队协同。
健全成果评价体系，营造贡献导向的方法创新环境。成果评价体系在方法创新中发挥着“风向标”和“指挥棒”的作用，对于加快推进方法创新具有基础导向性的意义。应以分类评价为基础，改变过去“重论文发表、轻方法创新”“重短期产出、轻长期建设”的评价倾向，推动方法创新真正进入成果评价体系；以贡献识别为重点，防止简单以技术复杂程度、模型新颖程度作为方法创新的评价指标，重点评价新方法在问题发现、证据组织、机制识别等方面的实际贡献；以长效激励为支撑，持续探索涉及方法创新成果的科学认定机制，鼓励研究者长期开展资料积累、工具开发、方法验证和迭代完善，避免方法创新评价上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
提供数智平台支撑，完善智能高效的方法创新设施。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深刻改变知识生产、传播与获取方式，研究方法创新越来越依赖数据、算力、算法、模型等，要改变过去研究者“各自建库、各自采集、各自分析”的分散状态，推动数智平台成为方法创新的重要支撑。以数据资源建设为核心，加强各种数据资源的系统性开发和采集，推动数据的集中管理，为方法创新提供高质量的资料基础；以平台设施完善为载体，加快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计算社会科学平台、知识服务平台等建设，推动数据、模型和研究场景的有效衔接，为方法创新提供扎实的支撑载体；以智能工具开发为纽带，开发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求的方法工具，提升研究者实际运用各种前沿技术的能力，降低研究门槛和成本，提升学术能力和科研效率。
（作者：李石勇股天下配资官网，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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